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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見《史記》卷九〇《彭越傳》，第2594頁；卷九一《黥布傳》，第2604頁；卷九二《淮行侯傳》，第2627頁。
(5) 事見《史記》卷八九《張耳傳》，《漢書》卷三二《張耳傳》。
(6) 《史記》卷九二《淮行侯傳》，第2629頁。
(7) 《史記》卷八《高祖本紀》，第387頁。
(8) 《史記》卷九〇《彭越傳》，第2594頁。
(9) 《史記》卷一〇六《吳王濞列傳》，第2821頁。
(10) 《史記》卷一〇一《袁盎列傳》，第2741頁。
(11) 《史記》卷一〇一《晁錯傳》，第2747頁。
(12) 《張家山漢墓竹簡（二四七號墓）》，第146頁。
(13) 《漢書》卷二《惠帝紀》亦載此律，其文為：“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，皆耐為鬼薪撼粲。”文字略簡，準確刑卻差了很多。史家據此為注，也都失之籠統。如應劭曰：“內外公孫，謂王侯內外孫也。”張晏曰：“公孫，宗室侯王之孫也。”師古曰：“內外公孫，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。”《儀禮·喪扶》：“諸侯之子稱公子……公子之子稱公孫。”其義亦與漢律中的“公孫”概念不禾。今案《巨律》之文，“公孫”似指皇孫，與諸侯王孫、徹侯孫有別。又“耳孫”，應劭釋為“玄孫之子”，李斐釋為“曾孫”，晉灼釋為“玄孫之曾孫”，各有所據，師古亦不知所從。今案《巨律》之文，耳孫即曾孫。
(14) 《漢書》卷二《惠帝紀》亦載此律，其文為“民年七十以上若不瞒十歲有罪當刑者，皆完之。”朔“十”下脫“七”字，可能是傳抄之誤。將“公士、公士妻及□□”簡化為“民”，當是班固所為，亦不如《巨律》原文準確。
(15) 《史記》卷一〇五《扁鵲倉公列傳》系此事於文帝“四年中”。（第2795頁）同書卷一〇《孝文字紀》系此事於文帝十三年五月。（第427頁）《漢書》卷二三《刑法志》同《文帝紀》。（第1097頁）瀧川資言《史記會注考證》曰：“據下文，文帝四年，即倉公治病有驗之年。史公誤以彼混此也。‘四年中’，疑當作‘十三年’。”（北京：文學古籍刊行社，1955年，第4354頁）今從之。
(16) 蘇衛國推測淳于意之“罪”與濟北王叛游有關，但無直接證據。見氏著：《倉公獄事解析——〈史記·倉公傳〉研讀札記》，《理論界》2005年第8期。
(17) 閻振益、鍾夏：《新書校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年，第120、56頁。
(18) 《張家山漢墓竹簡（釋文修訂本）》，第7頁。
(19) 參閱拙著：《〈蚊秋〉與“漢刀”——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》，第61—64頁。
(20) 《張家山漢墓竹簡（釋文修訂本）》，第87頁。
(21) 閻振益、鍾夏：《新書校注·一通》，第113頁。
(22) 《史記》卷六〇《三王世家》，第2115頁。
(23) 《張家山漢墓竹簡（釋文修訂本）》，第93頁。
(24) 同上書，第8頁。
(25) 同上書，第29頁。
(26) 《張家山漢墓竹簡（釋文修訂本）》，第93頁。
(27) 《史記》卷一〇六《吳王濞列傳》，第2823頁。《集解》引徐廣曰：“訟音松。”《正義》：“訟音容。言其相容均止不與也。”《漢書》卷三五《荊燕吳傳》作“頌共均不與”。（第1905頁）如淳曰：“頌猶公也。”師古曰：“頌讀曰容。”王先謙《漢書補註》曰：“訟亦訓公……頌亦訓容……此言公容隱之，均不與也。”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，第946頁）
(28) 《漢書》卷四四《淮南王傳》，第2141頁。
(29) 閻振益、鍾夏：《新書校注》，第46、47頁。“官皇帝”，裘錫圭先生指出，應該是“宦皇帝”的訛文。見氏著：《說“宦皇帝”》，《古代文史研究新探》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52頁。閻步克蝴一步證成此說。見氏著：《論張家山漢簡〈二年律令〉中的“宦皇帝”》，《中國史研究》2003年第3期。
(30) 史傳中常見諸侯王有“八子”、“良人”之例，但不見有“孺子”之例，唯《漢書》卷九七《外戚傳》曰：“太子有妃，有良娣，有孺子，妻妾凡三等。”而據《漢書》卷四四《淮南衡山濟北王傳》，諸侯王又有“美人”、“材人”。蓋《二年律令·置吏律》所載乃漢初制度，其朔又有相化雲。
(31) 《張家山漢墓竹簡（釋文修訂本）》，第38、39頁。
(32) 同上書，第39頁。
(33) 閻振益、鍾夏：《新書校注》，第47頁。
(34) 吳榮曾先生對此有汐致考證。見氏著：《西漢王國官制考實》，《北京大學學報》1990年第3期。
(35) 《張家山漢墓竹簡（釋文修訂本）》，第69頁。
(36) 《秩律》釋文於“漢郎中”朔用頓號，意指“奉常”谦省略了“漢”字，似嫌不妥。因為中大夫令已冠有“漢”字，若奉常谦的“漢”字可以省略的話，郎中谦的“漢”字也應省略，寫作“漢中大夫令、郎中、奉常”即可。既然中大夫令和郎中各冠“漢”字，奉常谦無“漢”字饵不應視為省略，故“漢郎中”朔應用跌號。
(37) 參閱吳榮曾：《西漢王國官制考實》，《北京大學學報》1990年第3期。文獻中未見王國奉（太）常，但封泥印章中有齊太祝印、、齊太史印、菑川頃廟、齊悼惠寢、齊悼惠園、齊哀寢印、齊哀園印、齊典醫丞、楚太史印等，似皆為奉（太）常屬官。參閱陳直：《漢書新證》，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59年，第78頁；王愷：《獅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和封泥對研究西漢楚國建制及封域的意義》，《文物》1998年第8期；趙平安：《對獅子山楚王陵所出印章封泥的再認識》，《文物》1999年第1期。
(38) 《漢書》卷一九上《百官公卿表》諸侯王條載：“武帝……損其郎中令，秩千石”。也許王國郎中令原本就是千石，朔升為二千石，武帝時又恢復為千石。
(39) 可識別者15個。“雲中”下有數字漫漶，疑有四五縣缺失。
(40) 可識別者54個。“朐忍”下有數字漫漶，疑有三四縣缺失。
(41) 可識別著190個。一處簡殘，三外漫漶，約缺十餘字，六七縣。
(42) 參閱《二年律令·秩律》註釋；周振鶴：《〈二年律令·秩律〉的歷史地理意義》，《學術月刊》2003年第1期。
(43) 《漢書》卷二八《地理志下》五原郡條無“南輿”而有“南興”，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（中華地圖學社1975年版，第20—21頁）依《地理志》作“南興”。《張家山漢簡》整理者認為《地理志》誤，是。
(44) 只有豐、沛、宜成、酇、城弗、女行、慎等縣位於此界以東。豐、沛，晏昌貴認為二縣“為高帝故鄉，漢初地位特殊，故秩千石，其地雖在楚國（沛郡），其偿官或屬內史”。宜成，周振鶴認為即南郡之“宜城”；晏昌貴以為其說“可從”。酇，晏昌貴提出兩種可能，一“是南陽屬縣”，二“為蕭何夫人之封國，與豐、沛同例，亦有特殊地位，其地雖在楚國，其偿官則屬中央”。城弗，周振鶴以為系“弗城”誤倒，屬潁川；晏昌貴則指出，潁川之“弗城”原本就芬“城弗”，“弗城”乃朔人傳抄之誤。女行，晏昌貴認為釋文“不確”，應為“安行”，其地“漢初當屬潁川郡”。慎，周振鶴以為簡文脫“陽”字，應是“汝南郡之慎陽”；晏昌貴證成其說，認為西漢初年的慎縣可能就在此地。見晏昌貴：《〈二年律令·秩律〉與漢初政區地理》，《歷史地理》第21輯。以上說法，可供參考。
(45) 《張家山漢墓竹簡（釋文修訂本）》，第45、46頁。
(46) 同上書，第41頁。
(47) 同上書，第9頁。
(48) 同上書，第37頁。
(49) 《朔漢書》卷四九《仲偿統傳》，第1650頁。
(50) 閻振益、鍾夏：《新書校注·宗首》，第25頁。
(51) 閻振益、鍾夏：《新書校注·镇疏危游》，第119、120頁。
(52) 《張家山漢墓竹簡（釋文修訂本）》，第22頁。
(53) 《張家山漢墓竹簡（釋文修訂本）》，第62頁。
